编者按

   
  1978年前的中国,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盛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彼时,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百业待举。但是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 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党和国家的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让全民思想得以解放。

思想启蒙

启动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 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随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启动 了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 "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众得到承诺将很快平反。

奠定改革基础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 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 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 任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两篇文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思想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解放农村生产力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

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那张揿满红手印的大包干秘密誓言,宣布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悄悄降临。大包干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僵化体制中解放了出来。小岗村的小小一步,催生了中国农村改革历史性的一大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因时因地制宜,经营自主。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认为包产到户"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确定下来。

1983年,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达到了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民营经济之火被点燃

1979年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局长会议,提出各地可以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第一次允许个体经济发展。

1979年底的一天,和温州许多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的人一样,在家门口摆摊叫卖小商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接到了一个通知——可以申请领个营业执照。她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了"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1980年12月,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随着品牌打响,年广久的生意越做越大,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

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开始从全国许多地方陆续传来。虽然人们固有的观念还难以接受"个体户"这样的新职业,那时候的个体户还常常被人们看不起,大家推崇的是国有企业的铁饭碗,然而,中国民营经济的星星之火毕竟已经点燃。

"世界超市"诞生

1980年,有5个子女的义乌妇女冯爱倩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在县城偷偷摸摸地 摆起地摊。1982年5月的一天,货物屡次被没收的冯爱倩跑到县委跟新书记谢高华讨说法。谢高华与冯爱倩争论了一下午,最后,谢高华告诉冯爱倩:你回去摆 摊吧,我告诉有关部门不查你们。 1982年8月,义乌县委、县政府在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后,毅然作出一个大胆决策: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 争。随即,简陋的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了。

1984年,义乌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兴商建县"发展战略。此后的20多年间,义乌小商品市场数次易址、扩建,逐步转变提升为现代化、国际化的商贸城,发展成全国性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国际性小商品采购基地。

2005年,义乌市场被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银行评为"全球最大的日用商品批发市场",义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

首钢争做排头兵

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的首钢,虽然厂区很大,但实际规模很小,只有一个炼钢的高炉,效 益不是很好,国家下达多少任务就生产多少,企业没有额外自主获取利润的权力,工人的积极性也不高。时任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周冠五,虽然管理20万职 工,但他却没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

1978年10月开始,四川省率先对省内部分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1979年初,敏锐的周冠五亲自组织报告,送交北京市和冶金部领导,主动请缨,争当改革试点单位。他成功了。

1979年5月,中国开始国企改革的第一次重大试点。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 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 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一并发布。

周冠五在获得经营权以后,首先实行经济责任制,后又提出了"利润包干"、 "承包制"等改革创举。

到了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1992年5月22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了首钢,对周冠五说"你们这个路走得对、走得好!"

建设深圳经济特区

在1978底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新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他当时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城市,第一个就是深圳。

1979年初,广东省委、省政府经过研究后初步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

1979年4月,习仲勋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 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对这一建议,邓小平表示赞成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 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办经济特区的主张。

深圳,一个贫穷落后的边陲渔村,一夜间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如今,这里已崛起为经济总量全国第四的现代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结束 "是否办特区"争论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但由于中国长 期施行计划经济,许多人的思想观念一时间还转变不过来。当"经济特区"这一新名词出现时,一些人开始质疑:经济特区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它是不是等于新租 界?种种杂音的出现,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试办特区的城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鉴于这种背景,邓小平同志决定南下视察:"办特区是我的主 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他要去给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一个公平的说法。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悄然来到了南方,在巡视了深圳经济特区后,极少题词的他,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结束了一直以来对"是否办特区"的争论,坚定了特区人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也加快了特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扩大对外开放

邓小平视察广东、福建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办好经济特区,增 加对外开放城市。他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必须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 窗口,也是对外的政策窗口。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 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一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1984年3月26-4月6日,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 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 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

5月4日,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同意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厦门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同时要求进一步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4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行政区。

邓小平"破冰之旅"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国终止美台"外交关系"。

1979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27天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开封闭的国门;一个重现生机的文明古国,正开始探索与世界互利共赢之路。

此时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仅37天。一个刚刚摆脱危难、冲破束缚的东方大国作出历史性重大抉择,迈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这个抉择不但影响了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大国,更深刻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进入中国

在中国开放刚刚破题的1979年,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进入了中国。

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发表的第二天,美方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

根据当时的协议,可口可乐公司获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罐装设备,在中国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并在中国市场销售。

后来的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曾说:"我刚到内地时,眼里看到的几乎只有4种颜色:蓝色和绿色的衣服,橙色的桔子水,再就是鲜艳的红旗。"而如今,除了红旗之外,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变得缤纷多彩了。

是变化带来了缤纷。

中国向世界打开"中央之门"

1979年1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说,邓小平获选为1978年度风云人物是因为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

美国《时代》周刊在1979年第一期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 ――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毫无疑问,这个"壮举"的动力来源于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 来源于敢于解放思想的强大勇气。

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真正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

经济学者第一次集体发声

1984年,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尚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比较紧张。人们走得小心翼翼,怕踩雷,怕前功尽弃。党内改革派和民间改革者彼此都需要借势而行。

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议宗旨是 "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注目。各个部门都在静观,观风向,看看是不是这伙青年人这回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也开始重视这伙青年。

此后,莫干山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结 语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人民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拉开序幕,农村土地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乡镇个体经济渐渐崭露头角,对外开放放大脚步,中国经济开始意识到市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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