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催生出无数以农民为主角的农村集贸市场,推动着农村的繁荣,个体商业恢复生机,大量店铺涌现,城乡个体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就业,使农村经济生活开始出现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城市改革还是初步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改革从农村走向城市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会议强调要增强企业活力,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同时,国有企业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此次会议的决定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在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


国企改革篇

国营企业厂长呼吁放权让利

1984年3月23日,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在福州二化召开,与会的55位厂长、经理面对改革形势各抒己见,群情激奋,最后形成了给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的一封《呼吁书》,联名要求省委、省政府为企业家"松绑"。

《呼吁书》强调:"现行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企业处于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没有活力的境遇…… 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地区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第二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呼吁书,4天之后,《人民日 报》又全文转载,还加了编者按给予高度肯定。《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全国性主要报刊都在显著位置上加以转载和报道,一时间成为舆论热点。

《呼吁书》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各地的厂长、经理闻风而起,也纷纷提出"松绑"的要求和"资金上不封顶"的呼声;大小报纸则在头版上鼓动人们不要固守"红头文件"的宣传。

马胜利

 马胜利,原是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1984年3月他提出承包造纸厂,当时,国家正在酝酿出台《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改革成为当时的重中之重,市委书记组织了一场答辩会,听过马胜利的演讲后同意让马胜利承包。合同规定:如果完成承包任务, 超额部分马胜利提取10%;出现亏损,就地免职。

马胜利不负众望,在他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管理方法之后的第二个月,造纸厂就实现利润21万多元,比 原定的全年指标17万元还多。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利润140万元,比他的承包指标70万元翻了一番。"马承包"在全国出了名,"一包就灵"的改革 神话也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

"马承包"出名后,许多处在困境中的国有造纸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马胜利承包。马胜利将各地亏损的中小造纸 厂来者不拒纳入囊中。1988年,一个跨越全国20个省市、吸纳100家亏损造纸企业,中国当时最大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正式成立,年产值一度达到4 亿元。

探索多种经营责任制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 定》,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条件下,出现了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税利 分流以及股份制试点,探索搞活企业的多种经营方式。

在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探索中,以首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被大多数企业所认同,国有企业在这段 时间普遍实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有78%实行了承包制。虽然承包制仍属于放权让利的范畴,但承包制的普遍实行是 计划经济下的国营企业向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转化迈出的第一步,使企业初步完成了从面向计划到面向市场的转变,但承包制所存在的体制缺陷并未消除政企不分 的问题,国营企业改革之路还很长。

民企崛起篇
万科开始原始积累

1984年1月24日,正在倒卖玉米的王石骑着自行车途经深圳国贸大厦,突然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听说邓小平到大厦顶层俯瞰特区全貌,他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

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是万科的前身,王石当上了经理。根据当时的特区政策,进口特区 的国外产品不能销售到特区外,但不限制特区外客户在特区内购买的商品运出特区。展销中心的业务与倒卖玉米没有大的区别: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 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买卖的关键是,收的是人民币,支付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展销中心的利润 就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要开这样的展销中心,首先要有进口许可证,其次要联系到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公关能力是开 不成这种公司的。

这时候的王石和万科,正在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积累。

传达室内创联想

1984年初,柳传志仍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磁记录技术工程师,但他对此毫无兴趣。这一年,计算所的所长曾茂朝带头组建了一家信通计算机公司,柳传志担任主管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

这间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这里原来是计算所的传达室。全公司只有11个人,全数超过了40岁,唯一的技术专家是另一个副经理张祖祥。

公司的启动资金是计算所拨给的20万元,资产性质是"国有企业",柳传志 等人的任命都要获得中国科学院的批准,公司的员工可以在计算所内继续享有在专业技术职务和工资方面晋级的权利,公司可以无偿使用计算所的研究成果,甚至可 以使用所内的办公室、电话及所有资源。在充分享受国有资源的同时,柳传志则在财务、人事和经营决策的权力上,享有相当的自主权。

当柳传志下海的时候,中关村已经有40家科技企业,并在北京城里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

"中国魔水"健力宝一举成名

1984年,广东三水县三水酒厂厂长李经纬获得一种新型运动型饮料配方, 推出"健力宝"饮料品牌,在李经纬的努力下,健力宝成为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首选饮料。中国代表团在此次运动会上最终夺得15枚金牌,金牌数仅次于美 国、罗马尼亚、联邦德国,位居第四。奥运会上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全民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而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首选饮料,健力宝也获得了不可想象的关注, 被日本媒体誉为"中国魔水"。

李经纬就这样交上了好运。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第二年就飞窜到1650万元,再一年达到1.3亿元。

1987年,广东健力宝有限公司成立。健力宝成为当年全运会的最大赞助商,声名大噪。

此后15年间,它一直是"民族饮料第一 品牌"。在最紧俏的时候,三水县到处是全国各地前来拉货的大卡车,一车皮健力宝的批条就被炒到了2万元。健力宝的崛起,意味着中国饮料市场的春天到来。同 时,受其刺激,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相继冒出无数大大小小的饮料工厂和食品、保健品工厂,"珠江水"和"广东粮"北伐中国的时代开始了。

娃哈哈营养液走红神州

16岁那年,宗庆后便被"安排"到浙江舟山去填海滩,一呆就是15年。

1978年,随着知青的大批返城,33岁的宗庆后回到杭州,在校办厂做推销员。

1987年,校办厂因为经营不善而亏本,于是宗庆后承包了校办工厂,他带领两名退休老师,给附近的学校送文具、棒冰等。在送货的过程中,宗庆后了解到很多孩子食欲不振、营养不良,是家长们最头痛的问题。

1988年,企业开发投产娃哈哈儿童营养液,成立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随着"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传遍神州,娃哈哈儿童营养液迅速走红。到第四年销售收入达到4亿元、净利润7000多万元,完成了娃哈哈的初步原始积累。

1991年,为扩大生产规模,满足市场需要,仅有100余人的校办小厂娃哈哈,以8000万元的代价有偿兼并了职工2000多人的国营老厂——杭州罐头食品厂。兼并后,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成立。

"红帽子"企业崛起

1984年邓小平南巡后,知识分子开始骚动,"我们都下海吧",所有的年轻或不太年轻的人们都在用这样的词汇互相试探和鼓励。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下海经商浪潮。

除了前面讲述的万科、联想、健力宝、娃哈哈,还有包括联想、TCL、容声、上海大众、三九胃泰等等如今各领风骚的大企业,他们都诞生在1984年前后,后来人们将1984年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当时,这些公司在性质上算是"国有"或"集体所有",也就是所谓的"红帽子"企 业,不过由于新创办,或濒临破产,所以并不在政府部门的关注对象之列,相应地便也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而正是这点可怜的自主权让它们显得与众不同,在一切 都需要"计划"的时代,它们是少数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

股市萌芽篇

飞乐音响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 43岁的秦其斌接任了当时上海电声总厂厂长职务。他渴望在工作上有所建树,提议扩大音响生产,上级同意了,但明确表态:资金上要自己想办法。他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通过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

1984年11月14日,经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正式设立,并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

许多人早早前来排队购买,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盛况空前。一天之内,飞乐音响公开发售的股票便被哄抢一空。

1986年11月,邓小平将这张股票赠送给当时的美国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以此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

杨百万

1988年3月28日,杨怀定辞职,告别了铁饭碗。几天后报纸上有一条新闻: 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1985年期的国库券开盘价104元,利息率15%,而存在银行的利率是5.4%,如果用两万元买下,一年就多出来近2000元。于是他果断地把两万元全买了国库券。下午发现涨到112元,卖掉赚了800元。

 一年的工资到手后,杨怀定突发奇想:如果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 赚钱了吗?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两万元的本钱一 下子变成了2.2万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尝到了甜头。

之后,杨怀定来回穿梭于山西、福建、河南等地,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搬到上海。

一年就赚100万,在80年代里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万元户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时,杨怀定发了,杨怀定这三个字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杨百万却名动天下。

土地改革篇
特区开发倒逼土地改革

1986年,深圳特区建设的步伐加快,但发展遇到瓶颈,关键是政府没钱。历史资料 显示,1985年,政府搞土地前期开发的"七通一平"所需费用很大,为此深圳市政府向银行举债6.5亿元,而每年要偿还的利息就达5000万元。而土地使 用费收入最高的1985年,大概也只有1200万元,还利息都不够。当时罗湖区和上步区的开发区已基本建成,上海宾馆以西的新区建设又迫在眉睫,钱从哪 来?在一次会议上,市领导又犯起愁来。港商霍英东不经意地指着地上向深圳市领导说:钱可以从土地中来呀,马克思不是很赞同"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话吗?

深圳市领导被深深触动。市政府迅速成立了专题研究组,围绕着"如何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能不能拍卖土地?"课题进行调研,并特地组织了11个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赴港取经。 1987年10月,深圳市政府修改了《深圳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将原来"土地使用权不能转让"的条款改为"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抵押",同时更名为《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

深圳试水土地有偿出让

一系列准备之后,深圳开始在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上进行试水。

1987年12月1日下午4时,深圳会堂。轰动全国的第一宗土地拍卖正式开始。 地块的拍卖底价为200万,竞价幅度为5万元,在拍卖师叫价后,场上竞投激烈,每当拍卖师喊出一口价时,总有几十个竞争者举牌应价。

当叫价升到520万元时,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经理骆锦星站起身来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11号牌,525万元!主持人一槌敲下,拍卖成交。顿时,闪光灯频频闪起,历史性的镜头此刻定格。

价格改革篇
改革攻坚期

1988年1月1日,时任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提出的当年首先要认真抓好的三件大事中,第一件就是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国家对价格改革方案的施行工作不断推进。

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有关部门从即日起调高粮、油、糖等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4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变动给职工适当补贴的通知》。根据《通知》,列入补贴范围的品种限于肉、大路菜、鲜蛋和白糖四种;大中城市职工的补贴,原则上是把暗补改为明补。

5月19日,邓小平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 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 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物价改革是要冒风险的,改革过程中,某些人的利益暂时受到一些影响,最终总是会得到解决的。

8月16日,赵紫阳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酒井新二。他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今后5年,将是中国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引发抢购潮

1988年7月,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为19.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8月19日清晨,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商店被抢购一空。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 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当时,只要听说商店要出售电冰箱等家电产品,天还没亮,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来到商店门口排队。生产厂家才将产品运到商 店,不等摆上柜台,人们就涌向运货车,抢着自己动手往下搬,好像白送一样。卸下车后,打开外包装检验产品质量,如果没有问题,再到商店里交钱,然后装到自 己的车上拉走。

在普通老百姓参与抢购之前,商人们已经开始了囤积居奇,当时流行的囤积物品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和彩电冰 箱之类的家用电器。囤家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亏本生意,而在1988年,一些开始有钱的中产者把存款从银行提出来,走后门去换成若干彩电冰箱,给 每个子女先囤积一台以备将来婚嫁用。抢购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改革被迫暂停

这次价格闯关波及面之广、抢购商品种类之多、商品零售总额增幅之大,都堪称共和国历 史之最。据统计局统计,在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 56%,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8月份城乡储蓄存款减少26.1亿元。其中定期减少27.8亿元。

面对强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调整对策。8月30日,李鹏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重提"稳定经济, 深化改革"的方针,原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五年左右时间"已修订为"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会议保证国务院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明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 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

改革开放整10年之时,一场价格放开引发的抢购成为10年中最大的一次经济波动,并在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最终以改革失败而结束。对此,人称"价格闯关"失败。

结 语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探索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在激活国营企业的同时,现代企业也开始萌芽,社会各阶层活力空前。虽然价格闯关失败,但是却积累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深化改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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