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初的中国,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外部没有太多的干扰,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在经济发展达到一个相对高的阶段后,中共中央的执政重心开始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社会公平与正义。
发端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到2003年,已经进入了第25个年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到九十年代末期对国企改革和金融领域的攻坚,及至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减,于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
2003年初的中国,国有企业在经历几年休克式疗法后正逐步地恢复元气,民营企业发展迅速,社会矛盾比较缓和,外部没有太多的干扰,整个社会充满着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中国进入了被媒体称为“胡温新政”的新时期。
在经济发展达到一个相对高的阶段后,中共中央的执政重心开始由效率优先转向兼顾社会公平与正义。改革初期由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愿景,逐渐由胡温新政提出的“共同富裕”、“和谐社会”等新思想所承继。
胡锦涛北上内蒙,温家宝西出三晋,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意义,传达出胡温体制政策关注向弱势群体、贫困阶层、特别是“三农”倾斜的强烈信号。胡温的一系列亲民举措应该说是真诚的、切实的,高效的。
亲民是胡温执政后展现出的第一个显著特点。2003年4月14日,胡锦涛在考察完 广东省疾病预防中心后,突然改变行程,在没有任何清场行动的情况下直接来到广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北京路,走入寻常百姓中间。他对路上的人们说,“(对于非 典)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
2003年5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今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将不举行送迎仪式。 几天以后,胡锦涛开始他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活动,果然没有送别场面,为期12天的首次出访,胡锦涛是“静悄悄地走,静悄悄地回”。是年夏季,中央五 大班子也取消了夏季北戴河办公的惯例。
温家宝行事也是如此风格。他喜欢直接与百姓拉家常,并经常现场办公,为老百姓解决 实际困难。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在重庆云阳县与一位名为熊德明的农妇聊天时得知包工头欠她丈夫工资后,当天即要求县长解决。当天夜里,熊德明与 丈夫收到了拖欠的2240元工资。
此后几年,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成为中央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201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发文,要求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自2004年社会上掀起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由国企产权改革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开放何处去的大讨论。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大讨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
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争论全面走向公开,化为全社会的一次反思,并引起海外对中国改革方向和力度的争论和解读。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次有益的争论,当真理和误解都暴露在阳光下时,社会发展的前路逐渐清晰。
2004年8月,香港教授郎咸平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拉开了这次改革争论的大幕。
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郎咸平,风格与内地学者迥然不同,他发言无忌,如“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并对内地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了高调批评。
郎咸平的刺激性言论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引起他们对10年来国企改革、腐败和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强烈共鸣。一时间,长期在聚光灯下、力主国企产权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被公众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郎顾之争”曝光不久,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公开支持顾雏军,并大骂郎咸平“无耻”。
2004年9月15日,北京和上海等地10名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公开支持郎教授的观点;郎咸平公布了“请而不到”的学者吴敬琏、张维迎、王东京、林毅夫、茅于轼。
2004年9月7日,国资委负责人林义明承认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出了问题,需要逐步完善。
2004年10月20日,一邦政府机关、经济学界、法学界代表在北京集会公开支持“科龙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郎咸平、左大培、杨帆从法理学、经济学角度谈怎样保护国有资产,批驳“两权分离”和资改化错误观点。
2005年上半年,“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反思改革”观点开始流传,7月份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部一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报告将反思医疗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为此,国家发改委开了一个内部的推动改革会,下决心继续推动改革。
谁也没想到,7月顾雏军被证监会和公安部联合拘捕,郎顾之争转瞬间尘埃落定。
顾雏军被捕固然验证了郎咸平此前的判断,但这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的失败。“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否认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存在,但他们不能同意郎所开出的 处方,即没有条件地认定国有比民营更有效率,进而应该终止现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之路。市场个案的表现并不能作为国家产权改革大方向这一全局性命题终极评 判的标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表示:“我与郎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
张维迎表示,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社会不会这么稳定。不否认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需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原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在征地拆迁成为时代主题的中国,物权法是保障民众合法财产的有力武器。著名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便是借着物权法的春风,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顺利得到应有的补偿。
多年来,“私产不受侵犯”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良好的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基”,也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
农业税始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汉初形成制度。历史上,“皇粮国 税”一直牵动着中国的兴衰。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与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农民减负1350亿元。
废止农业税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取消农业税,采取“少取、多予、放活”的政策,加大了对农业发展的投入,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强心剂。
自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以来,资本市场监管就伴随着始终。但中国资本市场仍然危机四起,从20世纪90年代的股市异常波动,到现在上市公司频频发生造假事件,表明中国资本市场监管的不到位,市场运行效率不高,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法律框架不完善。
1986年德隆集团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注册成立,民间以万里平川一片新来形容德隆。这句话里浓缩了唐氏几兄弟的名字。鼎盛时期的德隆控制着5家上市公司,总流通市值超过了200亿元人民币,新疆屯河、合金投资和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更被称为德隆的三驾马车。
但2004年初德隆将麾下上市公司法人股反复置押给银行,同时公司属下的合金投资和湘火炬实际发生担保数额 分别占公司净资产135%和203%,远远超过了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其后德隆一直受到调查,其三家马车开始崩盘,其200亿元市值在10余个交易日里灰飞 烟灭,德隆终遭滑铁泸。
吴英,这个“亿万富姐”的命运曾牵动无数中国人的心。
2009年12月18日,28岁的吴英因“非法集资”7.7亿一审被判死刑,引起 全国震惊。民众、媒体共同呼吁拯救吴英,法律界针对吴英案展开讨论,众多权威及公知人物为吴英喊冤。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案作 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个结果,让太多人松了一口气。
在浙江,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泾渭从来不分明。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已不再只关乎个人。中国民间金融与地下金融现象愈演愈烈,更多是由于民间对资金的渴求,他们从正规渠道获取资金融通的难度更大,所以更多的民间企业选择非正规渠道获取资金。
中国合法的金融机构从来没有真正担负起中国草根市场的资金血管角色。民间金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在“非法集资”这条路上,已经有太多人为民间金融“血祭”。
黄光裕于2007年9月至11月间,违反国家规定,采用人民币结算在境内、港币结算在境外的非法外汇交易方式,将人民币8亿元直接或通过北京恒益祥商业咨询有限公司转入深圳市盛丰源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通过郑晓微等人私自兑购并在香港得到港币8.22亿余元。
2008年11月19日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2010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黄光裕有期徒刑14年,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8月30日对黄光裕 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案终审宣判,维持一审判决,黄光裕获有期徒刑14年。
胡温上台执政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推进到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困难程度自不待言。改革从来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总体而言,在重大和关键领域的改革,如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方面,进步有限,成效不彰。贪腐的日趋严重、经济上国进民退、官民矛盾日渐加剧等问题,就是改革停滞的最好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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